摘要： 《紅旗譜》手稿 1957年版《紅旗譜》 梁 斌經典回放《紅旗譜》以冀北平原鎖井鎮上朱、嚴兩家三代農民朱老鞏、朱老忠、嚴志和、嚴運濤、嚴江濤等同地主馮老蘭、馮貴堂...

《紅旗譜》手稿

1957年版《紅旗譜》

梁 斌

經典回放

《紅旗譜》以冀北平原鎖井鎮上朱、嚴兩家三代農民朱老鞏、朱老忠、嚴志和、嚴運濤、嚴江濤等同地主馮老蘭、馮貴堂父子兩代的階級矛盾斗爭為主要線索，通過描寫冀中地區農民“反割頭稅”斗爭和保定二師的學生愛國運動，真實反映了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后到“九·一八”事變時期中國北方社會錯綜復雜的階級關系，生動表現了當時北方農村和城市階級斗爭和革命運動的壯麗圖景，展現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偉大歷程。《紅旗譜》被當代文學史譽為“一部描繪農民革命斗爭的壯麗史詩”。

在中國現代文學館，藏有一部珍貴的紅色經典手稿，該稿分為上下兩部，約2360多頁，全稿均由右向左豎排書寫——它就是《紅旗譜》。

《紅旗譜》是作家梁斌20世紀50年代創作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，講述了冀中地區朱、嚴兩家三代同地主階級的斗爭故事，涉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斗爭和學生運動的諸多史實。小說中，作者梁斌成功塑造了朱老忠、嚴志和、江濤、運濤、春蘭等一批栩栩如生的從農村出身的革命英雄形象。其中，朱老忠是眾多人物中最具特點的一個。他有勇有謀、堅韌不屈，嫉惡如仇、豪爽仗義，正直無私、急公好義。在與地主馮家的斗爭中，他逐漸意識到，要想獲得勝利，就必須有“印把子”“槍桿子”，只憑一時之勇是于事無補的。在找到中國共產黨后，朱老忠積極參加黨領導下的革命斗爭，自覺地把個人的復仇計劃與整個被剝削階級的反抗結合在一起，從傳統的草莽式英雄成長為優秀的無產階級戰士。他是一個橫跨新舊兩個時代的農民英雄的典型形象，在這個人物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農民的優秀品質。朱老忠的出現，標志著中國新文學在農民形象塑造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。

筆者在初中時第一次閱讀《紅旗譜》，出于對朱老忠的喜愛，讀起此書來如醉如癡，拿起便不舍得放下。時至今日，我對朱老忠一直印象深刻。因為在他身上，不僅有堅韌的性格，還有一顆義薄云天、扶危濟困、舍己為人的俠義之心。“俠義之心”可謂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精神，他那句有名的口頭禪：“出水才見兩腿泥”，表現出內心必勝的信念，讓我至今記憶猶新。

1957年12月，《紅旗譜》正式出版。因其描繪了壯闊的農民革命歷史畫卷，塑造了前所未有的現代中國農民的典型形象，體現了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，出版后好評如潮。茅盾稱其為“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”，郭沫若為該書題詞“紅旗高舉乾坤赤，生面別開宇宙新”。

以前我讀《紅旗譜》，讀的是鉛印本，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以后，我有機會接觸到《紅旗譜》的手稿。通過手稿，我感受到作家留下的體溫，對這部“紅色經典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翻閱全稿，我發現《紅旗譜》手稿的樣態確實復雜。該稿中既有作家原稿、又有他人抄稿，還有油印稿和復寫稿；書寫筆跡也達四五種；稿紙既有25×10=250豎排紅色格紙、長江日報稿紙、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稿紙、印有“保定文化用品分公司監制”字樣的稿紙，還有白報紙和鉛印紙。對于該稿，梁斌所作修改較多，有對標點符號的修改、有對人物語言的刪減、有對段落的添加等。由此可見，作者梁斌在創作《紅旗譜》時的艱辛、認真與嚴謹。

梁斌正式創作《紅旗譜》始于1953年。但其實早在1935年，他便開始構思醞釀這部小說。對于創作它的原因，作者曾有過明確說明：“自入團以來，‘四·一二’反革命政變，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荊棘。二師‘七·六慘案’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荊棘。‘高蠡暴動’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荊棘。自此以后，我下定決心，揮動筆桿做刀槍，同敵人戰斗!”這三棵“荊棘”讓思想進步的梁斌萌生了要以自己手中的筆為武器，與國民黨進行堅決斗爭的想法。

1935年，梁斌開始創作短篇小說《夜之交流》，小說反映了保定“二師學潮”，對梁斌后來創作《紅旗譜》影響較大。1941年冬，梁斌又以一個宋姓老人的人生經歷，創作了短篇小說《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》。在小說中，梁斌塑造了朱老忠這一藝術形象的最初原型。《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》比《夜之交流》架構更加豐滿，梁斌把故事從“四·一二反革命政變”“高蠡暴動”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，這基本上確定了后來《紅旗譜》中朱老忠的活動脈絡。1943年，梁斌又創作了中篇小說《父親》。其中，朱老忠的形象不僅發生了很大變化，而且還出現了嚴知孝這個人物。再后來，梁斌創作的五幕話劇《五谷豐登》和短篇小說《抗日人家》，也都與《紅旗譜》有關。

這些早期的文學創作，不僅逐漸強化了《紅旗譜》中的人物與事件，還一起建構起后來《紅旗譜》故事情節的主體方向。

到了1953年6月，梁斌正式開始寫作自己醞釀多年的長篇小說《紅旗譜》。創作伊始，他便完全沉醉在這部小說中。梁斌說：“我的創作欲、靈感升到高潮，欲罷不能。早餐時間已到，我還沒有寫完一個節目，當我寫完一個段落，飯時已過。午餐晚餐無不如此。有時寫著寫著，想起我還未吃飯，其實兩頓飯已經過去了……”他每天伏案疾書十多個小時，除了《紅旗譜》，他什么也想不到了。

梁斌夫人散幗英在回憶丈夫創作《紅旗譜》的狀態時曾說：“他就像傻了一樣，送飯就吃，不送就餓著。不跟人說話，別人說話也不聽，但談起《紅旗潛》中的人物時，他馬上眉飛色舞起來。寫作之后，他腦子仍處在亢奮狀態靜不下來，除了失眠還是失眠。”

《紅旗譜》的創作非常順利，一年后梁斌完成初稿。其后，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蕭也牧和張羽的幫助下，梁斌再次對《紅旗譜》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，進行了達十余次的修改。正因如此艱辛地付出，梁斌對于自己的這些手稿視若生命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天津震感強烈，人們紛紛從屋里往外跑，而從夢中驚醒的梁斌卻不顧一切地跑向自己的書房，邊跑邊喊：“我的手稿，我的手稿!”面對自己滿屋的古董字畫，梁斌獨獨只搶出自己的手稿，緊緊地抱在懷中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一位外國收藏家看中梁斌《紅旗譜》等手稿，找上門來，欲出10萬美元的高價，被梁斌揮手拒絕。1985年5月，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北京成立。為響應巴金先生向文學館捐贈手稿的倡議，梁斌次年在天津家中將包括《紅旗譜》在內的眾多珍貴手稿無償捐贈給文學館。他希望中國現代文學館不僅能很好地保存這些文學檔案，更希望文學館能利用好、研究好這些資料，讓這些文學檔案“活起來”，以發揮它們最大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。

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。回顧黨的百年風雨歷程，無數中國共產黨人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。而這其中，也包含了以梁斌為代表的中國作家。他們以自己手中的筆為武器，與敵人做著堅決的斗爭。他們對于中國革命、中國新文學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。今天再次面對《紅旗譜》的手稿，它不僅將我們與作家以一種文學的方式跨越時空聯結在一起，更讓我們從中感受到作家熾熱的情懷、純真的追求以及作品本身持久的魅力。